百年盛会共话敦煌

在“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本刊特邀部分与会学者就敦煌学的发展前景以及一些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是：朱雷（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国灿（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正宇（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韩（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几位学者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谈了自己的体会。

陈国灿首先分析了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的特定历史原因。敦煌文献的偶然发现具有很强的传奇性，颇为世人瞩目，特别是引起很多国家学者的注意和研究；重要的是，从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不只用汉文书写，而是包括着不下10种民族文字，它们是中亚和印度等地文化在我国西北地区汇集的证明。这就使得敦煌学本身具有超越国界的条件，必然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朱雷和李正宇都指出敦煌的丰富材料为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帮助。如均田制的问题，史书中有记载，但是实际情况怎样是没有确证的，学术界长期不能够形成定论，而敦煌文献中就存在着这方面的确证。史学研究与出土资料相结合而进行会更加有说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重证据法在敦煌资料的利用上有充分的体现。敦煌地区的研究资料非常丰富，包括形象、文字、实物等许多方面，不但使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敦煌学自成体系，而且也能够为其他学科提供帮助。三位学者还指出，敦煌学的显学地位还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我国敦煌学的研究状况为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才开始系统整理敦煌的文献，在此后的20年中，我国在敦煌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统计，1979年至1999年间，中国学者发表的敦煌著述计有专著1100余部，论文9000余篇。

陈国灿认为，敦煌学研究不会随着百年纪念活动的结束而结束，也不会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未来。新材料的挖掘、新观点的出现、新方法的应用将是新的世纪里敦煌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朱雷指出，在世纪之交对敦煌学进行总结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目前的研究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突破，但还远远不够，要加强实证研究，在微观层次上继续下功夫，宏观上也要以理论为指导。他认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还要加强：资料整理、资料考订、字词辨识以及更深更广的综合性研究。耿认为，要辩证地看待敦煌学的前途问题，敦煌学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学术史上没有永远的显学。实际上敦煌资料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补史，补二十四史中没有记载的内容。史书多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而敦煌文献可以看成是当时的人写的当代史，因此只要是研究历史的人就能够而且应该进行利用。他指出，应该强调敦煌资料的可贵，但不一定要强调敦煌学本身的独立性，敦煌学从相对独立走向与其他学科特别是历史学的融合是必然的。

几位青年学者在敦煌学的研究方向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更具体的看法。荣新江认为，21世纪的敦煌学应该强调研究新问题。在这一点上，敦煌学可以借鉴明清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更多地联系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以往我们对社会经济的研究过于平面化，应该找到更多的点，形成立体结构。敦煌的资料对此可以提供很多帮助，因为它本身就是立体的，既反映上层社会，又反映民间社会。敦煌学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很大，在欧洲，一个国家的汉学研究是否受敦煌学的影响可以很清楚地反映在它的学术轨迹上。我们亦可以从中引进新的思路与方法，进入新的领域和层面。韩说自己并非敦煌学圈内人士，所以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发表意见。他认为，需要考虑如何才能进一步提升敦煌学，使它更有力度。具体地讲，文献和历史的结合是敦煌学今后很重要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如果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待敦煌学，做某些问题的研究，会取得巨大的成果。在我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上，他指出，国内学界比较强调敦煌学的特殊地位，而国外学者则强调敦煌学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其实敦煌学的地位不需要放大，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过分强调只能导致对历史认识的扭曲。黄征介绍了自己应用先进技术进行文献研究的经验。他说，除了发挥计算机技术在保存、整理文献方面的作用以外，还可以建立数据库来分析资料之间的关系，如分析文字、时代、人名之间的关系以及缀合残片等等。随着所利用的敦煌文书数量的不断增加，困难的程度也会不断增加，而计算机技术在文献比定方面会起到很大作用，可以简化工作过程。